潘红波

全国会计领军学术四期学员

作为一名学者，您是否也曾迷茫于研究选题，挣扎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欣喜于研究成果得以应用，教学效果得以提升？

皆道学术研究之不易，其中酸甜苦辣更与何人说，且看潘红波的学生人生。

武大

教授

学者

处女座

完美

学术萌芽：波折的博士论文选题

还记得2004年9月的某天下午，我正在午睡，朦胧中听到手机响起。接起电话，是导师夏新平教授，他告诉我有硕博连读的指标，我在没有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就仓促答应了，我的学术生涯从此拉开序幕。

在博士论文选题方面，夏新平教授给了我完全自由的空间。由于本科阶段不是财务会计专业出身，自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于是决定研究实务期权如何影响企业的相关财务决策。并很快被淹没在实务期权的浩瀚文献中，大部分理论模型看不懂，其运用的数学知识远远超出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数学知识范围。正准备求助于师兄师姐，但他们基本从事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以实证为主，较少涉及到理论模型。

痛苦了一年多的时间，学术研究兴趣荡然无存。于是我找到夏老师，重新讨论选题，当时夏老师建议，第二年开学就要进行博士论文开题，研究选题最好锁定在企业并购方面，进行实证方面的研究。

↑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004级博士毕业留念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大量阅读了企业并购方面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梳理和归纳，大致分为新古典主义并购理论、并购的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并购理论。鉴于新古典主义并购理论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充分研究，在此方面要有所创新难度较大；此时，我的师兄余明桂正在进行代理理论和管理者行为的相关研究。因此，我准备在并购的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并购理论中寻找研究的突破口。

Roll在其1986年发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企业的并购活动不是由并购协同效应引起的，而是管理者自大引起的，由此导致财富由收购公司股东转移到目标公司股东”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学术领军走进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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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6年，余明桂师兄也在关注管理者自大的相关研究，其文章“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发表在《管理世界》。于是，我准备将研究的视角锁定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但我很快发现，Malmendier和Tate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他们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和并购的影响，并且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指标方面的研究非常坚实。鉴于核心问题已经被国外学者充分关注，国内缺乏好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指标，于是，我再一次被迫放弃这一感兴趣的领域。

Shleifer和Vishny股票市场驱动的并购再次激起我研究的兴趣，我发现，该文章的引用率非常高，而且话题属于并购方面开创性的话题。我着手查阅这方面的相关文献，此时国外只有一篇实证方面的文献（Rhodes-Kropf等学者），而且被Journal of Finance录用了；国内则没有相关的实证文章。当时内心有些小激动，认为自己应该找到理想的选题了。但是很快，并购的数据给我一个沉重的一击，实证数据的核心“股票支付作为对价”在当时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样本中几乎没有，就这样，我又重回迷茫的研究海洋中。

后来，在一次偶然机会，夏老师资助我去聆听了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的学习讲座。在培训中，结合鲜活的例子，范老师给我们传授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的来龙去脉和企业应用。该培训以理论的扎实性、研究的前沿性和现实例子的生动性，极大地触动了我的研究兴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并购的政府代理理论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终于找到合适的选题了！那份欣喜若狂的感受至今还历历在目。

培训结束后，我回到武汉，立即与夏老师、余师兄讨论，他们均认可我的新选题。并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完成一遍论文，后面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加上文章的发表，更加坚定了我做研究的决心。

学术挣扎：合适的理论+规范的方法

博士毕业后，我签约了武汉大学会计系，并联系香港科技大学财务系甘洁教授，去科大财务系学习4个月。香港科技大学财务系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是亚洲区域财务研究的重镇。每周的学术讲座、相关的公司财务课程，我都会积极参与。

但随着好奇心的退去，一种抵触的情绪油然而生。原因是，这些研究立足于美国成熟资本市场，很难应用到中国的企业实践。在苦恼之时，甘老师让我收集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发表的中国市场的相关文章。在收集这些文献的同时，我下载了金融学和会计学各个顶级期刊发表的中国市场的文章。

文章收齐后，我进行了认真地研读，发现这些文章和科大财务系当时进行的学术交流文章有很大区别，这些交流的文章侧重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信息不对称因素、激励因素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而中国市场的文献更多的侧重于非成熟市场条件下，各种政策监管、非正式的信任、关系等在公司投融资行为中的作用。

鉴于此，我收集了大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的文献，最终集中在科斯、威廉姆森、Andrei Shleifer、Daron Acemoglu等学者，这些理论研究给我分析和研究中国市场的企业财务行为提供了极好的理论支持，也使得我的研究热情和研究兴趣恢复到之前的高昂状态。

在接下来几年中，由于职称晋升的压力，我的研究重点还是从理论到理论，即在经典和最新理论的基础上，到中国企业的财务实践中寻找素材，并结合中国的政策监管和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形成相关的研究话题。但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很多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给我极大的障碍。

实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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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发现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在实证研究方面，我没有系统的学习和钻研过，流行的STATA、SAS等软件只是略懂皮毛。于是，我买了一些教材进行学习，但是效果不太好，一方面，这些教材选取的素材不是公司财务方面的；另一方面，这些教材讲操作居多，对相关原理的介绍非常少。我再次挣扎于学术研究的苦海中。

2012年初，我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访问的机会。通过朋友介绍，我联系到沃顿商学院的Franklin Allen教授。沃顿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给我大量的学习机会，包括各种争锋相对的研讨会、近乎完美的博士课程。我的重点锁定在Todd Gormley教授开设的公司金融实证研究方法这门课程上，Todd Gormley清晰的理论讲解搭配最新的研究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我在研究方法上的困惑，同时，他的个人主页上，研究论文使用的方法和Stata命令都写得非常详实，我的研究心态如释负重，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

↑ 学术四期学员毕业赠书活动合影留念

学术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2014年底晋升教授后，我的研究宗旨是顶天立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即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来寻找相关的选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科斯、威廉姆斯、Andrei Shleifer、Daron Acemoglu等学者经典理论文献的研读，重温大师经典，体验学术魅力；其次是最新AEA、AFA和AAA等主流学术会议的相关文章、主流学者的相关工作论文、主流学术期刊的相关研究论文的学习，以紧跟学术前沿；最后是政策监管和企业财务实践的跟踪学习，主要通过一手的企业调研、企业咨询和二手的财务报道进行获取，既给自己研究的素材，也进一步激发自己的研究兴趣。

与学术四期的同学们一起

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时，获取了科研、教学和企业实践方面相结合的好处：首先是上课方面基本得心应手，不像以前基本上是理论讲解，不生动，现在有大量企业的相关素材可以娓娓道来；其次是指导各种层次的学生方面，可以按照其侧重点和发展方向为其提供相应的指导，以使其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有助于其职业发展；最后是服务企业更接地气，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挖掘一个好的研究领域非常具有挑战，既要对现有主流理论有所发展和创新，同时需要对政策和企业实践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证方面还需要具有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尽管这方面的进展不大，但难能可贵的是，我加入到全国领军大家庭，学术领军班的同学们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我们一起交流、学习、碰撞、提升，充满了争辩和欢乐，正所谓：学术之路，痛并快乐着！

尽管自己的会计学术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是，它给我的教学、学生指导以及服务企业实践插上腾飞的翅膀。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教学、学生指导和企业实践都是我感兴趣的，四位一体，良性循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