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帝国制度由此建立。
公元1912 年，清帝被迫退位，帝国的历史就此终结。
帝国制度的生命力何以如此旺盛，长达2133年之久？
又何以如此不堪一击，轰然倒塌？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盛极而衰’背后的秘密，历史又会有什么不同？”
作为一名政府财务工作者，初读这段话，立刻对《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泱泱华夏五千年，帝国历史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浩浩帝国两千年，朝代变迁起起伏伏盛衰难免，忍不住想，财政作为庶政之母在其间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我们有何借鉴和启示？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作者说“中国历代财政制度史，就是一部‘大政府’与‘小社会’博弈的历史，一部官僚集团治理手段日益专业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开启历代王朝兴衰之门的密钥”，似乎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但还不够？这个密码在不同时代是否一样？逻辑何在？更是我们要细致研读和思考的问题。
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些问题逐一得到了解答，整本书读下来，更是大呼过瘾。作者通过对不同朝代财政历史的描述，至少揭示了三大发展逻辑：
一是集权帝国的发展逻辑。当国力衰弱时，帝国还能保持克制，奉行“怀柔+发展”策略，采取和亲、割地、开放贸易等措施发展经济，人口随之增长，国力逐渐强盛，而此时帝国往往容易放弃克制，开始对外扩张、对内增加开支、奢糜生活，久而久之，造成财政崩溃甚至社会内乱，帝国为维持统治往往不得不采取各种“刮钱”策略：加大税收、很多领域国企官营、土地公有收租收税、金融垄断收取铸币税乃至卖官卖爵官员自我经营，进一步抑制经济发展，人口逃亡，帝国再次陷入衰弱，通过革命等方式进入新一轮的循环。
二是集权帝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当今全球经济仍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间不断摇摆，集权帝国时代也呈现这样的状态，只是政府干预经济更占上风。汉初武帝之前实行黄老术，鼓励经济自由发展，休养民生，并控制政府规模，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后，帝国基本踏入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轨道并越陷越深，即使短期因国库充盈或朝代更替而休养民生，但多数时候都因为帝国自身的“死穴”——官僚数量的自然膨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国有垄断体系的深入依赖、大国崛起的神化自信、对外版图扩张的战争冲动等，必然陷入对经济管制和干预的循环。
三是集权帝国财政的发展逻辑。财政是各项政务的基础，但也服务于各项政务尤其是帝国统治的需要。庞大中央集权的建立和稳固，离不开一套官僚体系去控制民间，也就离不开财政体系去供养。从历史看，小政府小官僚时代往往可实现财政平稳，税收简单正规运行，官僚大多比较收敛且行政效率较高，一旦跨入大政府大官僚时代，财政支出就要快速扩张，官僚体系会不断膨胀且行政效率低下，叠加战争、通胀、动荡、危机等因素，财政矛盾不断加剧乃至失控陷入死路。有的因此葬送了王朝，有的因此丧失了年华，不变的是新王朝需要开启新的财政发展扩张逻辑。
围绕上述三大逻辑，历史的循环在螺旋中不断上升，从注重土地税人口税和适量商业交易税的农业社会发展到注重企业税交易税关税的工业社会，再到实体税虚拟税相结合的信息社会，以及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而不变的密码值得思考：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问题，尽管有不变的逻辑，但没有万能的密码，也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经验，需要保持开放心态，结合时代状况不断学习，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创新做法，适应形势。如不断变化的货币形式，在帝国时代就经历了以物易物、贵重货物载体货币、贵金属货币、普通金属货币、有准备金的纸币、无准备金的法币等形式；再如税制，土地税、人口税、两税法、包税制、租庸调制、一条鞭法等不断演变；土地制度也是从私有、公有、均田、承包等不断变换。
税源是财政运行的根基，经济是涵养税源的根基，一国财政的平稳运行离不开经济的平稳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同样离不开稳定的财政状态。若不注重涵养税源，而一味加重税收负担，即使短期内能带来财政税收的增加，却会因为损伤税源而抑制经济发展，进而破坏财税稳定，导致财政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加剧人们对社会和政治失望，破坏国家稳定。
财政是庶政之母，是政治、社会、军事等政策的根基，好的财政会滋养其他政策。没有良好运行的财政体系，其他政策将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难以长久。因此，任何时代都要重视财政的管理，并要着眼于保持财政的稳定可持续。
凡是都有界限，要适度，否则过犹不及。在经济理论上，西方的“拉弗定理”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税费越重，国民经济的产量就越低，投资企业就越不活跃，就业机会就越少，创业也不活跃。如果说这个国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税率比较低，税费负担小，大家都愿意去投资，去创业，去扩大工作机会。主要就业的人就多起来了。也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如图所示，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此我们国家现在顺应趋势实施减税降费举措，虽然降低了税率费率，但因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反而可能带来加利增效并增加收入的效果。
国家集权、经济发展、财政管理都离不开人才，尤其是适应形势需要的人才。上述规律和逻辑意味着在不同时代要因势利导，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背经典、学八股或套用经验就可以应对的。同时集权帝国时代因阶层板结、人才绝望而导致的教训比比皆是，因此新时代更需要保持对人才的渴求与培养，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给人才流动以希望和活力，社会也就能更有希望和活力。
从经营形式上看，自由市场经济之外，政府插手经济运营甚至垄断某些领域的运营古今中外早就都有，帝国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制度上的最大垄断，关键是如何释放制度的活力与红利。汉昭帝时期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延续至今仍未彻底有结论，当时朝代条件下的不同断论都有了各自的反馈，但问题依旧存在。新时代我们更应重视改革，直面问题，把握尺度，顺应规律，在市场需要时就进，在市场不需要时就退；在市场需要的领域进，在市场不需要的领域退。
从历史看，任何改革都是创新与风险并存的，即使进步的也可能带来风险，如世界金融史最早的纸币交子顺应历史而出现，是当时进步的表现，却也在帝国意志裹挟之下不断放弃准备金制度，进而带来恶性通货膨胀。这要求我们干事创业都要树立风险意识，在发展中综合考虑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当然这不是说就不干事了，而是有准备有预案的干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冒进也不畏惧。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趋势也。
财政大局，盛极而衰，衰极而盛，此道法也。
作为帝国财政支柱的土地公有制、国企官营、金融垄断，在今天依然存在，此术器也。
趋势不可易，道法不常变，术器需适用。
从中央帝国的历史看，由于主要处于农业社会，财政来源主要是与土地、人口、自然资源垄断相关，一般主要纠结的还是经济和财政对军事扩张、官僚膨胀等的支撑作用。随着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来临，财政来源慢慢转向贸易税、企业税、个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农业税甚至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未来技术进步还会带来新的社会形态，财政管理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财政之于庶政的关系不会变，财政密码的规律作用也不会变。新时代政府财务管理也应学习规律，顺应历史，不断倡导专业精神并提升专业能力，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基础。
